家屬的「送錯醫院說」也可能是一種悲傷反應

2015/10/02更新

回想起來，在癌症和安寧領域，除了「送錯醫院說」，也有機會聽到「住錯病房說」、「做錯治療說」，例如：

「要是當初留在X信做治療的話，現在可能還有機會」
「現在懷疑當初是不是不該開那個刀，開了現在還不是這樣」
「早知道現在會復發，之前就不要做這些化療了」
「怎麼會送來安寧以後狀況變這麼差？之前在一般病房都還好好的！」

這些說法或反應都可能是所謂的悲傷反應（面對失落的個人經驗或理解方式），或是Kübler-Ross的「討價還價」或「憤怒」心理反應，也類似心理學說的違實思考（counterfactual thinking：意指違反已經發生事實的思考，一直想著如果...，現在就會...）。當失落和悲傷太過強烈時，病人或家屬興起這樣的心理防衛反應是一種正常的保護作用，就好像電壓太強的時候就會燒斷保險絲來斷電。

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是有機會避免我們醫護人員一聽到這樣的說法就反射式地開始想要理智地解釋、反駁，覺得病人或家屬實在不講理，或是過度有責任感地開始自責或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不好或做不夠」？

當我們可以把這樣的「言語內容」想像成「哭泣或吶喊」，說不定我們要做的只是成為一個在旁陪伴的見證者（而非糾正者），見證對方細說自己的悲傷失落，讓他們整理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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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護熱血過後，因為媒體報導的某些家屬說法，又有點讓醫療團隊心灰意冷。其實，家屬會有這樣的發言，或許來自於其自身的脈絡，也可能來自於面對失落的悲傷反應（loss & grief）。

    Worden(2009）認為所謂的悲傷（grief）是指一個人失去所愛的經驗，面對失落的反應，那是非常個別化的，每個人面對失落時的的悲傷反應不會只有難過哭泣，也可能是生氣憤怒、不知所措、麻木、愧疚感與自責、焦慮、孤獨感、疲倦、無助感、驚嚇…等，這些感受和相應的行為表現都可以稱為悲傷反應。Neimeyer(2007)也提到人在面臨重大失落時，個人的內在意義世界會受到嚴重的衝擊，而面對失落的方式之一，就是嘗試去理解(make sense)這個失落，去建構這個失落的意義。

    從這樣失落悲傷的觀點來看李母的「送錯醫院說」，這樣的說法猶如一種找意義的歷程：年輕的女兒就這樣死了，這是多麼大的傷痛？幾乎摧毀這個媽媽的內在世界，也讓外在世界變的無法被理解（這怎麼可能？為何是我的女兒？），而這時勉強理解的方式之一，就是找個解釋：「大概是送錯醫院了」，這個理解在專業醫療人員眼中當然大錯特錯，但或許是這個媽媽在失落悲傷的當下，唯一能幫自己找到的詮釋了。
    Kuber Ross（1969）曾提出臨終前的五階段，也提醒這五個階段並不適合用階段論的概念來看待，並非每個人都會經歷或依序出現，也可能會循環或逆轉。重點是要看到每個階段都有其重要功能，從心理動力的觀點，則可以說是要尊重這樣的心理防衛機制。不只是面對臨終，面對重大失落也可能會有這些典型的心理反應：
否認：「我無法相信…」
憤怒：「這都要怪…」
討價還價：「如果…就可能會…」
沮喪：「…怎麼會這樣…」 
接受：「至少…」

    家屬的「送錯醫院說」可以看做類似「討價還價」或「憤怒」的心理反應，「如果當時沒有送錯醫院的話，就可能會還活著…」、「（這都要怪）…這裡也不收，那裡也不收」。

    用失落悲傷的觀點看待家屬的抱怨，並非表示「這是常見的心理現象啦~她不是故意的，所以醫護人員就該硬吞下來」，身為心理師的我，常常會和醫療團隊的夥伴們說，這些說法並不是針對我們，而是來自於家屬的內在世界，他們的悲傷反應，他們的焦慮、憤怒、無語問蒼天！我們不用認同他們的負向言語，只需要看到這些對我們很有傷害性的語言，其實來自於家屬自己的受傷。當有人因為受傷向旁邊的人亂射箭，我們除了盡量不要被箭射到之外，也要避免把沒射中我們掉在地上的箭撿起來往自己身上插。

    不過，這時把心力花在否定家屬或立刻要跟她講道理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巨觀方面，媒體或政府應該負起責任以正視聽（就有醫生已經計算燒燙傷的死亡率，讓大家多少能夠有一點心理準備；或是有律師發起不要鼓勵家屬提告醫院）；微觀方面，針對傷者和家屬，我們醫療團隊要怎麼合作，除了生理上的醫療處置，無論是臨床還是諮商心理師都在努力動員提供協助（相信其他各醫事人員職系也都在積極準備提供自己領域的專業協助），例如：關於急性創傷的身心反應之照顧（針對傷者及家屬，甚至是心理受到衝擊的醫護人員和助人工作者），以及後續的悲傷輔導與陪伴，才是目前社會一起度過這個困境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