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元的悲傷理論：
第一場的講者方醫師介紹了許多悲傷理論，認為國內學者常將「擺盪論」和「雙軌論」混淆，前者指的是Stroebe和Schut在1999年提出的Dual Process Model of bereavement/grief（DPM，國內翻譯為求理解常翻成悲傷的「雙軌擺盪模式」，如果精準翻譯應該為「雙歷程模式」），後者則為S. S. Rubin強調自己在1981提出的Two-Track Model of bereavement/grief（無論在理解或翻譯精準度上，都可以翻譯為悲傷的「雙軌模式」）。
我自己的看法是，國內的悲傷領域工作者並不是把兩者混為一談，而是大部分的人其實並不太認識雙軌模式（Two-Track Model），或許因為中文翻譯書籍曾經介紹過的關係，雙歷程模式（Dual Process Model）在國內比較為大家所熟知（而國際上Dual Process Model的研究量和知名度也都相對較高）。曾經參加過10th ICGB，聽過Rubin的panel discussion，當時有人提問TTM和DPM有什麼不同時，他老人家不太高興地說「當然不一樣！而且我比較早提出這個概念！」。
這兩個模式類似但實際上還是有些不同，雙歷程模式整合認知壓力理論（cognitive stress theory）、壓力反應症狀（stress response syndrome）、雙軌模式（two-track model of bereavement，這裡算是還Rubin清白XDD）和增進性悲傷模式（model of incremental grief）的想法，提出DPM，強調在失落悲傷的過程中，個人會處於一種「二擇一的架構」（alternative framework），包括：失落導向因應（loss-oriented coping）、恢復導向因應（restoration-oriented coping），並且在這兩端之間擺盪（oscillation）。雙歷程模式採取壓力源及壓力因應的觀點來看悲痛失落，認為在悲傷的過程中有兩大類壓力源：以喪親為例，處在失落導向歷程時，個人會專注在處理或經歷失落經驗本身，尤其是與逝者有關的部分，像是關注在與逝者的連結或反覆想到逝者，這些經驗都讓人感到壓力且需要花力氣因應；而處在恢復導向歷程時，個人則是要面對次級的失落和壓力源（secondary loss & stressor），關注在需要處理什麼以及如何處理，像是如何適應逝者不在的情境（如：財務上、生活瑣事上），這些也都要需要個人努力因應。而擺盪則是要強調這個歷程是動態的（dynamic process），個人是在上述兩種導向中來回反覆，面對失落端的壓力可能會對抗或逃避（confrontation vs. avoidant），面對恢復端的壓力亦然，所以當壓力大到無法承受時，自然會擺盪到另一個端點去。
雙軌理論其實是差不多的概念，認為有兩條軌道，Track I關注生理心理社會功能（biopsychosocial function），尋找優勢和困難點（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Track II是處理和逝者的關係（relationship to deceased），關注適應上的優勢和弱勢（strengths and weakness），和擺盪論不同的是，雙軌論認為這兩種關注猶如火車行駛的兩條軌道，缺一不可，同時支持著火車的行駛（喪親者的悲傷工作），而雙歷程模式則這兩類歷程同時進行，但是同一段時間內應該會有一邊較為核心。
2.各醫院如何選用評估悲傷的工具：
各醫院用了各種量表，BSRS-5（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簡式健康量表，又稱心情溫度計，國內常用於自殺評估）、FRI（family
relationships index，共12題，三個分量表各四題，分別是：cohesiveness、expressiveness和conflict）、 BRAT（Bereavement Risk Assessment Tool，評估36個危險因子和4個保護因子，共40題，而且由計分方式算出分數後，有相應的建議介入方式）…等，說明了國內醫院評估悲傷方式多元化。會議中有人提及BRAT的題目數量較高，是否可能造成困難，柳營奇美醫院的林維君心理師有精彩的回應，她提到選用BRAT的邏輯和實務考量，BRAT建立的概念是「哀傷是正常的，大部分的人有自我療癒能力」，「評估危險因子是推估負面後果的可能性，而非強調因果關係」。BRAT分別評估36個危險因子和4個保護因子，雖然有四十題（是/否），但是由團隊成員共同評估，換句話說每個人可能都會觀察到不同的面向，而這些資料都會一起呈現在這個病人的這份BRAT量表上。而且這四十題問的是比較具體的問題，林心理師比較了團隊試用的幾種量表，發現BRAT的評分者間信度較高。更進一步地，柳營奇美安寧團隊成員甚至表示，因為這些問題，所以會談技巧變好了（在簡單聊聊時更清楚要問哪些或聊什麼）。
感想：這個結果代表各醫院都應該採用BRAT嗎？我認為是，各醫院需要依據自己團隊成員、病人和家屬的文化及狀況，選出適合自己醫院的評估工具，而非一味地想要尋找一個「最好」或「最有效」的工具。
3.到底怎麼樣的悲傷狀況是被"允許"的？什麼樣的悲傷"應該"要被改變？
這其實才是最核心的議題，什麼樣的悲傷是「正常的」或「可以被允許的」？而什麼樣的悲傷是「不正常的」？為了避免污名化，還有一個專有名詞叫「複雜性悲傷」（complicated grief），就是指遇上困難或被卡住的悲傷調適。這詳細說起來又會是很長一段的文章了，且容我引用一段孔繁鐘醫師翻譯前DSM-IV編輯委員會主席Frances,
M.D在部落格上對DSM-5的憂慮：
“…正常的傷慟將成為重鬱疾患，因而疾病化並貶低我們在喪失所愛的人之時可預期和必要的情緒反應，將藥丸及表淺的醫療儀式，取代由家庭、朋友、宗教能得到的深沈慰藉，和隨著時間過去而接受生命的局限性的自我恢復…”
（註：因為在憂鬱的診斷標準上，針對喪親者有排除條款：喪親的悲慟應該不能算是憂鬱，DSM III給一年的時間，DSM IV給兩個月，而DSM V則直接把期限刪除，理由是喪親之人出現憂鬱的症狀，就應該被給予接受精神藥物治療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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